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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階段知識擴充,一、門閥、庶族 門閥士族是以宗族為紐帶所形成的封建貴族特權的集團,形成于魏晉之際,鼎盛于東晉,從東晉末至南朝逐漸衰落,士族享有特權,把持政權,世代為官,嚴格等級,標榜門第,構成了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門閥政治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特征。而門閥之外的地主階層通稱庶族,他們政治社會地位低下,只能任低級小官,被排擠在士族上層社會之外。東晉末至南朝,門閥士族衰落,庶族興起,逐步執(zhí)掌軍政大權。,二、三省制的演變 三省制是三省首長制、三省并重制和三省分權制三個內涵因素構成的一種施政機構宰相制。魏晉南北朝是其醞釀時期,中經隋代,至唐正式建立。唐初三省長官集體議政于政事堂,三省首長制成熟;三省借
2、設在門下省的政事堂平衡地位,內輕外重各有優(yōu)勢,三省并重制成熟;三省分掌出令、封駁、執(zhí)行之職,三省分權制成熟。三省地位的平衡是這一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礎。也有觀點指出,從唐睿宗起,三省長官相權旁落,表現為低級官員入相,難以駕馭朝政,三省長官不專機務,動搖了三省機構的互相制約關系;三省六部職能廢弛,各種使職大量產生,干擾和削弱了尚書六部的行政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節(jié)度使出將入相打破了三省分權的政治平衡;專使的設置削弱了六部的行政職能;翰林學士草擬詔敕代行了中書省部分決策權;宦官專權瓦解了三省制的組織原則。,三、古代的救助措施 我國古代社會救助實踐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國家的積極介入。對貧困人口
3、等弱勢群體實行普遍的社會救助,是我國傳統(tǒng)社會救助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時期對老弱群體實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華民族救濟實施的基礎,戰(zhàn)國時期諸侯并起,稱雄爭霸,各國為了安定人心,也部分實施了社會救助;到秦漢時期,政府的救助行為逐漸制度化。漢代專門為窮人設立了收容機構,并且制定了法律制度。唐宋時期,社會救助制度的發(fā)展更加完善,這一時期慈善機構更加多樣化,救助內容更加廣泛,唐玄宗在位時設置了收容和救助貧病孤疾者的專門機構。元明清時期,政府設立養(yǎng)濟院,以救助特殊的社會人群。另外還設有安樂堂、棲留所、惠民藥局等救助機構,清朝時期這些救助機構的設置更加普遍化、規(guī)范化。,四、漢末魏晉時期中國文化的發(fā)展
4、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此間約近四百年,政治昏暗,皇權墮落,基本上處于分裂狀態(tài),是我國歷史上突出的多國多君時代。同時社會動蕩,戰(zhàn)爭頻仍,南北民族大遷徙,又促成國內各民族、各種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的大交融。由于政治多元,權力分散,思想禁錮已不復存在,文人學士的思想獲得空前的自由。而日益發(fā)展的地主莊園又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十分優(yōu)越的物質條件。于是,魏晉文人學士,終于沖破兩漢經學的束縛而以一種新的思維、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來觀察社會、探討人生哲理;于是,人文精神進一步發(fā)育,思想和學術大開放,儒學、玄學、道教、佛教相互滲透
5、、影響,終于釀成比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于是,思辨性很強的玄學哲學誕生了,建安文學和抒情詩出現了,謝靈運的山水詩,陶淵明的田園文學,顧愷之的人物畫都先后放射出奇光異彩;于是,書法藝術在東漢中葉之后,終于確立了其在中國文化舞臺上的獨特地位,飄然進入一個輝煌燦爛的時期。,五、唐宋文明的特征 唐、宋兩個朝代是整個中華文明史上的兩座高峰,這一時期中華文明總體上呈現出在整合中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趨勢。這一時期的文明有三個顯著特征: 1.多元化的形態(tài) 新的與舊的,中國固有的與外來的、南方的與北方的,各種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前進。無論在思想方面、宗教方面,還是文學方面、藝術方面,莫非如此。
6、,這一時期,漢族與各少數民族的交融不僅促進了各少數民族的發(fā)展,也加速了漢族自身的發(fā)展。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資源,經過吸收、改造,融匯創(chuàng)新為唐宋文化中色彩絢爛的成分。在思想、哲學和宗教方面,儒釋道雖然互有消長,但基本上處于并用的狀態(tài)。禪宗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后,與中國固有的道家思想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個佛教流派。是中國固有思想對外來宗教的一種改造。在藝術方面也呈現出兼容的狀態(tài),唐太宗時設立了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尤以龜茲部最盛。,2.市民文化蓬勃發(fā)展 唐宋以后,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城市的文化娛樂活動興盛起來。宋代以后被稱為勾欄瓦舍的娛樂場所的繁榮,與市民文學的新生有直接的關系
7、。同時,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繁榮和印刷技術的提高與普及,作為文化載體的書籍得以較廣泛的傳播。城市中刻書業(yè)的盛行與書肆的繁榮,不僅促進了書籍的流通,也成為文化傳播的新途徑。在唐代很難做到的“讀書破萬卷”,到了宋代就容易多了。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和市民的興起,市民階層在文化上也產生了他們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新的精神氣質、價值追求和美學趣味,并給文化帶來新的面貌。,市民文化主要是城市中流行的曲子詞、俗講、變文、百戲等。參與這些文化創(chuàng)造的基本是城市中的大眾或下層的藝人。還有的人原是士人,因為各種原因投入市民之中,學習市民文化并提升了市民文化,成為市民文化人的代表。他們因為不能進入仕途或雖進入仕
8、途但不能有任何作為而遠離政治,所關心的是下層社會特別是城市下層居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歡樂和疾苦。對封建禮教的叛逆和對愛情婚姻自由的追求,是他們具有突破性的思想傾向。,3.文化重心不斷下降 從士族向庶族下移,進而向市民下移。這些特征形成一種綜合的效果,就是文化顯得格外富于創(chuàng)造性,也格外絢麗多彩。 從東漢開始形成的門閥士族,進入魏晉南北朝以后不僅居于社會的上層,在經濟和政治上世世代代享受著特權,而且在文化上也幾乎處于壟斷地位,寒門庶族很難得到發(fā)展。到了唐代,由于實行科舉制度,又因為武則天推行一系列打擊士族的政策,庶族的地位得以提高。庶族士人的家庭地位不高,自己年輕時的境遇也很不好,但家庭有一定
9、的文化修養(yǎng),使他們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他們在仕途上,往往并不得意,但在文化方面卻取得很高的成就。因為出生于中下層,有的還經歷過較長時間的貧困生活,所以他們對社會狀況,有著較為深切的了解,往往懷抱著系蒼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上針對政治弊端,直言極諫,甚至不怕觸怒皇帝和權貴。諫諍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剛正不阿是這些士人最普遍的品格。宋代由于內憂外患,士人除了濟世情懷,諫諍品格之外,憂患意識顯得特別突出。,中唐以后,特別是到了宋代,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和市民的興起,市民階層在文化上也產生了他們的代表人物。這些人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新的精神氣質、價值追求和美學趣味,并給文化帶來新的面貌。 文化的下移,也就是文化從士族壟斷的狀態(tài)轉向庶族士人的活躍,再轉向市民文化人的出現和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