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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內容提要：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jù)的規(guī)定比較簡單，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定罪標準在表述上幾乎一致，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即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掌握的標準同一，且規(guī)定得比較抽象、概括，在司法實踐中比較難以把握和操作。由于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過高，且標準單一，從而導致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控制和追訴某些犯罪超出了所能。本文通過評析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并與國外相關做法相比較，認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區(qū)別于法院判決的證明標準。根據(jù)司法實踐經驗及借鑒國外相關經驗，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確定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

2、應低于定罪量刑的標準，且不再應以客觀真實為標準，以確保準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 關鍵詞：刑事訴訟；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 Abstract: The our country code of criminal court provision concerning proof is more simpl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 judicatory sentence the standard at the watch said the top almost, proof standa

3、rd all is standard that proof standard that“ fact clarity, proof assuredness, well”, namely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control sentence with court to control same, and provision comparison abstract, generalize, in judicatory practice hard confidence with operate. Because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4、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over high, and standard one, from but cause the judicatory practice the inside police organization control with pursue for some crime beyond the reach of can. This text passes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critique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 and compare with related way of d

5、oing in abroad than, think that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indict should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proof standard of the court verdict.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related experience in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judicatory, the proof standard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ce indict sh

6、ould make sure for: The proof standard of indicting should be lower than to sentence the penal standard in deal, and no longer with objective true for standard, to insure the accurate carrying out the law availably. Key phrase: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police organization, indicts, the p

7、roof standard. 人民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是以國家的名義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請求人民法院審理并對被告人判處刑罰。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是指作為控方的檢察機關運用證據(jù)證明被告人犯有某種罪行，要求其承擔刑事責任，并據(jù)以交付人民法院審判所應達到的程度，即檢察機關運用證據(jù)證明到何種程度方可將案件提交法院審判。標準是一種質的事物的上限，也是另一種質的事物的下限。因此，準確地說，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實際是提起公訴的最低標準。我國刑事訴訟法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定、充分”作為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據(jù)標準，這一原則性的規(guī)定，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困惑。由于沒有確定一個科學而完善的提起公訴的證明

8、標準，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似乎顧慮重重，作法很不統(tǒng)一，特別是，檢察機關極力追求起訴的成功率，強調有罪判決率，對沒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訴。此舉極易導致對大量犯罪，尤其是重大的犯罪疏予追究，不利于國家法律的貫徹實施。證明標準問題已是當前我國證據(jù)法學理論中備受關注和亟需解決的一個課題，也是司法證明實踐中迫切需要統(tǒng)一認識和做法的一個問題。在這里，筆者僅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及相關問題，淺談幾點認識和建議。 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及其主要特點 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和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所要求的證明標準都是一樣的，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由此

9、可見，“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是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總體性地，一般性的原則，其作為提起公訴證明標準具有廣泛性和絕對性特點。 （一）刑事訴訟法對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規(guī)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141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guī)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睋?jù)此，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就是要求“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guī)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據(jù)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睆姆蓷l文來看，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也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

10、、充分”，與法律規(guī)定的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證明標準是一致的。所謂犯罪事實清楚，是指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和情節(jié)都必須查清。所謂證據(jù)確實充分，是對作為定罪根據(jù)的證據(jù)質和量的綜合要求?！白C據(jù)確實”是對證據(jù)質的要求，就是據(jù)以定罪的每一個證據(jù)都經過查證屬實，能夠證實案件的真實情況；“證據(jù)充分”是對證據(jù)量的要求，就是指案件中的全部證據(jù)對事實有足夠的證明力，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地證明整體案情。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和司法實踐，證據(jù)是否“確實、充分”，一般通過以下標準加以衡量：（1）客觀化標準，即據(jù)以定案的每個證據(jù)均已查證屬實，為客觀存在的事實；（2）相關性標準，即據(jù)以定案的每個證據(jù)均與案件事實存在客觀聯(lián)系；（3）合法性要

11、求，即據(jù)以定案的證據(jù)都符合法律規(guī)定要求、程序和表現(xiàn)形式；（4）一致性標準，即證據(jù)之間、證據(jù)與案件事實之間應彼此照應、互不矛盾；（5）排他性標準，即作為證明對象的每一部分內容都有相應的證據(jù)足以證明，全案事實清楚，能得出唯一的結論，合理排除其他可能。 （二）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主要特點 提起公訴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標準同樣，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證明標準的絕對性。這種絕對性要求全部刑事案件都要整齊劃一地實現(xiàn)“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在審查起訴階段、開庭審判階段，都要把這一證明標準作為辦案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力求予以實現(xiàn)。否則，對案件的處理，即可能導致刑事訴訟程序的中止，即對案

12、件作出存疑不訴之處理，也可能因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而被判決無罪，導致訴訟價值的無法實現(xiàn)。 2、證明標準的廣泛性。表現(xiàn)在它涵蓋了全部刑事案件，無論是重罪案件，還是輕罪案件，無論是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或是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都要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這一證明標準。 二、對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反思 依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41條，將“犯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標準作為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過高，且標準單一。主要表現(xiàn)在： （一）起訴標準等同于定罪標準，與法理相悖 在我國刑事訴訟法

13、律中，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定罪的證明標準是一致的，均為“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的刑事訴訟庭審方式所作的一個重大修改，就是增強了訴訟的對抗性：一是律師可以提前介入并有權調查取證；二是案件卷宗不再移送法院，庭審成了決定案件事實的關鍵階段。由于辯護律師可以調查取證律師掌握的證據(jù)檢察官在起訴階段無從知曉，再加上庭審中證人作證、控方舉證和論辯情況等都是未知數(shù)，這些都使起訴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從而談不上證據(jù)確實、充分。而且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證據(jù)材料只有經過控辯雙方質證后才能作為定案依據(jù)，從而也談不上證據(jù)確實、充分。反過來看，如果要求提起公訴時證據(jù)真正達到了確實、充分的程度，與法

14、院有罪判決的要求完全一樣，設立辯護人制度似乎沒有太多的意義，控辯式庭審方式只不過是一種形式。因而在這種訴訟模式下，要求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達到刑事證明的最高標準即定罪的證明標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將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等同于判決的證明標準，至少有以下弊端：一是易使控方站在審判者的角度處理案件，片面追求有罪判決率，使大量案件因證據(jù)不足作不起訴處理，造成對犯罪的放縱，導致國家控訴職能弱化甚至缺位。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實踐中，我國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不僅考慮手中的證據(jù)情況，往往還站在審判者和辯護方的角度對案件進行審視，只有在有十足把握確信可能被法院判定有罪時，才提交法院審判。因此，我國公訴案件的有罪判決

15、率是相當高的。據(jù)某檢察院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顯示，1999年至2003年底，該院共起訴各類刑事案件508件，被有罪判決506件，有罪判決率高99.6%，法院無罪判決率很低（在1%以下）。而從有關資料顯示，1985年到1988年間，英國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無罪判決的案件比例分別從16.7%和12.5上升至17.6%和23.8%。[1]二是易使檢察機關為確保在起訴前證據(jù)達到定罪標準，可能采取一些有違刑事訴訟法的做法，例如庭前就證據(jù)與法官溝通，或放任公安機關使用其他手段獲取證據(jù)，影響了刑事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將起訴證據(jù)標準拔高到與有罪判決證據(jù)標準相一致是不合法理的。 （二）過于追求客觀真實 我國傳統(tǒng)證據(jù)

16、理論認為，案件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因而也是可以認識的，是認識論的樂觀主義，認為所要查明的案件事實，就是“事實本身的真實，也即事實的真情，事實的真相”。[2]“司法機關所確定的事實，必須與客觀上實際發(fā)生的事實完全符合，確實無疑?！盵3]并且認為，“從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實，通過正確地收集、分析證據(jù)，是可以查清的?！盵4]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也規(guī)定，公、檢、法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以事實為根據(jù)，以法律為準繩，”強調“忠于事實真相”。認為每一案中的定案證據(jù)，都應當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而由這種證據(jù)所證明的案件真實，應當是一種絕對確定的客觀事實。因此，有人提出我國現(xiàn)行的證明標準應以“實事求是”命名。[5

17、]應該說，這種探求客觀真實的愿望是好的，但這畢竟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的司法境界，用這種可望而不可求的理想境界來作為具體訴訟中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顯然是不合適的。這種樂觀主義的認識，似乎忽視了訴訟的具體條件和個案的不同情況，是對可知論的機械搬用而非辯證應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人的認識是絕對的，同時又是相對的。恩格期在《反杜林論》中明確提出：“一方面，人的思維的性質必須被看作是絕對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維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維著的個人中實現(xiàn)的。這個矛盾只有在無限的前進過程中，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止境的人類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的思維是至上的，同樣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認

18、識能力是無限的，同時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歷史的終極目的來說，是至上的和無限的；按它的個別實現(xiàn)和每次的實現(xiàn)來說，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盵6]可見，我們對具體案件事實的認識都是認識的“個別實現(xiàn)”，都是接近于案件真實的“相對真實”，而不是“絕對真實?！逼浯?，訴訟證明作為一種回溯性的證明，它是司法人員根據(jù)法律的規(guī)定，運用合乎法律規(guī)定的證據(jù)，以推論的方式對已經發(fā)生過的具體事件加以“再現(xiàn)”。這種證明必然受到證明主體、證明客體、證明時空和資源以及證明程序和規(guī)則等限制，不可能在本原上再現(xiàn)或重復案件事實本身，最多也只能是一種接近于“客觀真實”的法律意義上的“真實”。再次，訴訟的目的是正確解決事

19、實爭議和法律爭議。實現(xiàn)這一目的，當然要以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為基礎，但發(fā)現(xiàn)事實真相并不是刑事訴訟的唯一追求。刑事訴訟不僅是實現(xiàn)刑罰的工具，它還有自身的目的：通過程序正義實現(xiàn)社會正義，“現(xiàn)代訴訟證明，不僅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實，使辦案人員主觀對案件客觀事實的認識盡量符合或接近客觀事實真相，使證明的途徑和程序符合現(xiàn)代司法民主和文明的理念,具有正義性、合理性、公平性?！盵7]筆者認為，在法治社會中，確保程序上的公正與追求案件的客觀真實同樣重要。追求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容易使司法人員為追求客觀真實而不擇手段，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和超期羈押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即證實了這一點。 （三）注重證明標準的客觀性，

20、否認其主觀性 強調證據(jù)的客觀性，強調案件事實的客觀方面。主張證明結論應當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懷疑”等帶有主觀色彩的概念來限定和解釋排他性。這種注重客觀而不注重主觀的態(tài)度，強調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有利于防止偏重于主觀而容易導致臆測和隨意性的弊端，但另一方面，走向客觀主義而忽視訴訟證明的主觀因素，難免造成認識的偏頗。應當看到，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畢竟不是實驗定里的科學實驗與技術驗證，而是依據(jù)一定證據(jù)所進行的主觀思維過程。如我們過去在證據(jù)理論和司法實中也常說，證明結論應當具有排除其他可能的“排他性”，而進一步探討，這種“排他”也并非絕對排除任何可能（包括似是而非的，主觀臆測的可能）

21、，實際上只是在司法人員主觀上排除合理懷疑，即合理排除其他可能性。因此，“排他”之他，即為“合理懷疑”。因而從本質上看，“排他性”是一種帶有主觀性的要求，只是我們過去礙于客觀主義的立場未作深究，未予承認而已。 （四）影響司法機關各自職能的發(fā)揮 在刑事訴訟中檢、法兩家要在各自履行職能基礎上使案件的處理能夠上下街接得當，最終達到共同查明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檢、法兩家職能不同、任務不同，強調檢察機關起訴證明標準與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應當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檢察機關的公訴職能和法院審判職能的充分發(fā)揮。公訴職能中最主要的是依照證據(jù)、法律的前提下對犯罪案件提起訴訟，從而引起審

22、判程序的開始。當檢察機關及檢察官在分析現(xiàn)有證據(jù)的基礎上內心已確信被告人已犯罪且應當受到刑事處罰時，既使存在某些影響定罪量刑的不確定因素，一般也應提起公訴，通過審判程序進一步查證，由法院作出最終判決。否則，如果證據(jù)有點問題就不向法院提起公訴，就會喪失一次進一步查證的機會，使罪犯逃脫法網，就會造成打擊不力，執(zhí)法不嚴。同時，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和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相同，使大家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用審判結果作為衡量公訴工作質量的觀念，這嚴重制約著公訴工作的發(fā)展。在新的抗辯式庭審方式下，對抗因素增大，起訴結果的不確定因素逐步增多，法院判決取決于控辯雙方的證據(jù)，而非檢察機關單方面提供的證據(jù)。因此，不能用最后審

23、判的結果來反證起訴時對證據(jù)標準的掌握是否正確。 經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檢察院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關于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有關規(guī)定亟待改革，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與法院判決的標準相一致的規(guī)定，值得商榷。 三、對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的認識及完善其規(guī)定的構想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jù)的規(guī)定比較簡單，特別是公訴案件提交法庭審理所要達到的證明標準，更是司法實踐中難以把握的問題。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141條、162條之規(guī)定，提起公訴與法院判決的證明標準均是“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規(guī)定得比較抽象、概括。其內涵是否同一，認識不一。提起公訴的標準區(qū)別于判決標準，已是目前國內多數(shù)學者及檢察

24、機關的許多同志的共識。筆者認為，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低于定罪量刑的證明標準，且不應再以客觀真實為標準。理由是：其一，從比較研究看，這種區(qū)別是各國的普遍做法。如國外以“排除合理懷疑”或建立“內心確信”為定罪標準，而起訴標準則是“合理的根據(jù)”（美國），“有犯罪嫌疑”（日本），“足夠的嫌疑極有可能被判定有罪”（德國），“根據(jù)充分的理由估計被告人 將來可能被確定的罪行，即可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法國）等，與定罪標準都有一定區(qū)別。其二，從檢察機關的性質和功能看，檢察機關應當是一個能動的積極的維護國家法律程序的機關，它應當對于具備起訴條件的一切違法犯罪者進行追訴，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法制。降低起訴證明標

25、準，有利于檢察機關職能的發(fā)揮。其三，從公訴與審判的關系看，因為控訴與辯護這種“相對制度”的存在，國家法制允許某種程度的無罪率，否則，就成了控訴決定一切。或者像日本學者所說，刑事司法成為“檢察官司法”。這就意味著允許檢察官對某些可能作出無罪判決的案件提起公訴，然后由法院來做最后把關。其四，從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看，我國審判方式改為控辯方向法庭舉證的所謂“控辯式”訴訟以后，辯護的空間擴大，辯護性證據(jù)的產生可能增加公訴后果的不確定性。鑒于這種情況，應當采取積極的起訴方針，盡量對可能起訴的案件提起公訴，因為起訴后還可以爭取獲得新的定罪證據(jù)。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提起公訴證明標準的規(guī)定存在過于簡單且缺乏

26、可操作性、現(xiàn)實性、針對性的弊端。我們應當適應司法實踐的要求和訴訟理論的發(fā)展，結合司法實踐和國外相關理論、做法，兼容現(xiàn)實標準與理想要求，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完善其規(guī)定，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筆者就此提出如下思路： （一）改變目前要求達到“客觀真實”的起訴證明標準，從而建立一個適當?shù)闹骺陀^相結合的證明標準，使之具有明確性與可操作性 要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要求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犯罪事實，這是任何國家刑事起訴制度的一個基本要求。如英國指導檢察官從事檢控工作的準則規(guī)定，檢察官在考慮是否提起訴訟時，應首先確定證據(jù)的充分性，即確保有可采納的實質性的充分的和可靠的證

27、據(jù)證明某一特定的人實施了法律規(guī)定的刑事犯罪，否則不應提起訴訟或繼續(xù)訴訟。美國多數(shù)州的法律規(guī)定，檢察官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是具有“蓋然性理由”，其含義是檢察官要有足夠的證據(jù)，認為該嫌疑人確有可能實施 了指控的犯罪行為。[8]在法國，預審法官經審查，根據(jù)充分的理由估計被告人將來可能被確定有罪，即可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德國《刑事訴訟法典》規(guī)定，對于所指控的犯罪行為已有足夠的事實根據(jù)證明存在犯罪的嫌疑。對于這個標準，德國刑事訴訟法學家斯密特教授解釋為：“有足夠的不利被告人的證據(jù)，可以正當?shù)匾蟊桓嫒嗽诜ㄍサ墓_審判中回答對他提出的指控。因此，檢察機關是根據(jù)充分的重大嫌疑對他提起公訴的?！盵9]在日

28、本也是如此，日本要求檢察官嚴格掌握提起公訴的證據(jù)標準，要求“根據(jù)確定的證據(jù)有相當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決，反之不得決定起訴”。對于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具備的證據(jù)條件，日本法學界曾展開過激烈的爭論，共同的認識是：檢察官起訴必須具有一定的證據(jù)，檢察官在完全不具備有罪證據(jù)或證據(jù)極不充分的情況下提起公訴，是濫用職權的行為。[10]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檢察機關濫訴，侵犯人權；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則化，那又不利于追訴犯罪，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因此，在確定這一標準時，應堅持考慮兩項基本原則：一是證明標準應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理由是：提起公訴的證明活動，是在法律框架內進行的，不僅僅是對過去

29、發(fā)生的事情的再認識過程，更是檢察官的主觀判斷的活動。證據(jù)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依據(jù)，需要有判斷者檢察官的主觀感受。無論是英美法系的“惑然的理由”、“排除合理懷疑”，抑或是大陸法系國家的“充分的理由估計”、“內心確信”，無疑都要求判斷者主觀上的認識。二是要從檢察機關行使公訴的職能與任務出發(fā)，以交付審判為落腳點。確立證明標準的意義在于指導辦案，因此，證明標準應具有可操作性以及實際價值，而不是含混的、原則的。具體而言：（1）從客觀上說，并不要求檢察機關掌握的證據(jù)能夠達到“客觀事實”的證明標準，只是要求檢察機關應掌握“足夠的證據(jù)”，能夠證明案件的基本事實。所謂“足夠的證據(jù)”可以從下面方面

30、去考查：①也能夠據(jù)以確認一定事實的基本證據(jù)已經收集，并且基本證據(jù)之間能相互映證，沒有根本的、不能解釋的、無法解決的矛盾。②收集的證據(jù)能夠使案件基本事實清楚，即對定罪量刑有重要影響的事實都有相應質量與數(shù)量的證據(jù)證明。根據(jù)現(xiàn)有的證據(jù)，有定罪的較大可能性。（2）從主觀上講，要求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能夠使辦理案件的檢察官形成相應的內心確信，有合理的理由應提起公訴。證據(jù)作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是判斷案件的證據(jù)，需要有判斷者的主觀感受。 （二）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能太高，不要求必須達到法院判決所要求的證明程度，實行有區(qū)別、有層次的證明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可從三方面進行把握與適用 究竟多少證據(jù)才是“足夠”，

31、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解釋，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這里所說的“足夠”要低于刑事案件判決的證明標準。大家知道，英美法系刑事判決的證明標準是“排除合理懷疑”，大陸法系的證明標準是“內心確信”，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二者不過是從正反兩個方面對刑事判決證明標準的不同表述，其實質是相通的，具有同質性。從概率上講，有些學者認為二者的準確率應該在90%以上。對此，美國法學界普遍認為，法庭對案件事實的重建不可能達到100%的準確，“排除合理懷疑”實際上已經是一種很高的證明標準了。作為刑事判決的前一階段，檢察官決定提起公訴當然不必達到如此高的證明標準，因為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并等于肯定被告人有罪，也不會產生象有判決那么嚴重

32、的后果。為此，美國學者將不同階段的證明標準分為七個級別：第一個級別最低，為“無意義的證明”，指沒有具體事實依據(jù)的猜疑，只允許司法機關采取不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二個級別是合理根據(jù)，指嫌疑人確實有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第三個級別是蓋然性理由，或合理性理由、可能性理由，指嫌疑人具有實施犯罪實質的可能性，適用于逮捕罪犯的決定；第四個級別是優(yōu)勢證據(jù)，指根據(jù)已掌握的證據(jù)，嫌疑人實施犯罪的可能性大于沒有實施犯罪的可能性，適用于交付預審等決定；第五個級別是表見證據(jù)或表面證據(jù)，指根據(jù)公訴方的有罪證據(jù)，可以排除合理懷疑，證明嫌疑人有罪，是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第六個級別是排除合

33、理懷疑，是刑事訴訟中證明有罪需達到的標準；第七個級別是最高，是絕對有罪的證明，一般學者認為，這種標準很難達到，也沒有必要。[11]實踐中，美國司法界也基本是這樣做的。英國對起訴的證據(jù)要求也低于判決，相對于有罪判決的證明標準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起訴時的一般要求只具有“或然的理由”。英國總檢察長1983年發(fā)布的《刑事起訴準則》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構成刑事案件的證據(jù)還必須考慮是否會合理導致有罪判決的結果，或考慮在一個依法從事的無偏見的陪審團審判時，有罪判決比無罪開釋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庇腥藢⑵浞Q為“百分之五十一規(guī)則”。日本法學界也認為，檢察官起訴時所依據(jù)的證據(jù)不一定要達到法院有罪判決

34、所要求的證明程度。日本檢察實務中，將有犯罪嫌疑作為起訴的條件。解釋何為“犯罪嫌疑”時稱，“被嫌事實，有相當大的可能做出有罪判決時，才可以認為是犯罪嫌疑”。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應是在何種程度呢？我們知道，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公訴機關，其職責就是代表國家追訴犯罪、指控犯罪，它作為控方，與辯、審兩方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刑事訴訟的大三角格局。從追訴犯罪的職責出發(fā)，一般來說，只要有證據(jù)證明嫌疑人有犯罪嫌疑，檢察機關就可以提起公訴。但是，刑事訴訟畢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訴訟，它關系到當事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權。尤其是在公訴案件中，舉證責任原則上由檢察機關承擔，檢察機關不但要運用證據(jù)說服法官接受自己的控訴主張，而且還要

35、有證據(jù)或合理的理由駁倒對方的合理辯解，使法官對自己的控訴主張形成內心確信，否則就要承擔因證明不力而敗訴的風險。而被告人和辯護方除法律規(guī)定的特殊情形（如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外，不承擔舉證責任，他只要反駁和辯解控方的主張不成立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證據(jù)證明。因此，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又不能定得過低。 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不宜定得過低，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在我國現(xiàn)行刑事訴訟制度中，缺少類似于英美等國家“陪審團”或“預審法官”這樣的“案件過濾環(huán)節(jié)”。在英美法系，檢察官享有的只是請求審判的權力，案件是否交付審判，則由“陪審團或”“預審法官”決定，即除非“陪審團”或“預審法官”相信起訴有充分的根據(jù)，否

36、則，案件將不會交付審判。在我國，根據(jù)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guī)定，對于提起公訴的案件，只符合“起訴書中有明確的指控犯罪事實并且附有證據(jù)目錄、證人名單和主要證據(jù)復印件或照片”，人民法院即應決定開庭審判。如果起訴證明標準定得過低，會有不少弊端：一方面會使移送法院的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容易造成訟累，加大訴訟成本；另一方面會導致錯誤起訴率上升，使一些無罪的人被錯誤起訴，會給嫌疑人造成精神上的傷害，侵犯其合法權益。同時，如果錯誤起訴率上升，也會有損耗司法行為的嚴肅性，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因此，檢察官在做出起訴決定時，在案件證據(jù)上必須達到這樣的程序：雖說不一定確保得到一個有罪判決，但是，檢察官在將一起

37、刑事案件送交法庭審判的時候，起碼應該有信心贏得這場訴訟，或者說他應該相信法庭做出有罪判法的可能性大于無罪判決的可能性，否則他就不應該提起公訴。在達到這種確信程度，檢察官就必須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自己的控訴主張。因此，筆者認為，我國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可確定為：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被告實施了犯罪。 結合辦案實踐，對這一標準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把握和理解： 1、在客觀上，首先是所指控的犯罪的各個構成要件事實均有證據(jù)證明；其次，據(jù)以定罪的證據(jù)一般能有相應證據(jù)予以印證即不是“孤證”，或者該證據(jù)雖然沒有相應證據(jù)予以印證，但依據(jù)常理或者慣例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如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責任年齡問題，如果被告人和

38、有關方面沒有提出異議且無明顯體征差異，以戶口簿的記載為準，即可排除合理懷疑，但這并沒有絕對排除戶口簿的登記錯誤或被人為改動的可能性；第三，據(jù)以定罪的各證據(jù)間及其內部不存在根本的不能解釋或難以解釋的矛盾，即它們的證明方向和證明結果基本上是同一的——指控被告人有罪。這就是說，在證據(jù)體系中，可以允許證據(jù)間存在矛盾，只要是檢察官認為屬于非實質性矛盾或可以得到合理解釋即可；第四，對被告人的辯解有證據(jù)或合理理由予以反駁。 2、在主觀上，即從內心確信角度，檢察人員在現(xiàn)有證據(jù)的基礎上，根據(jù)自己的經驗、理智和常理以及辦案的整個過程，通過對案件證據(jù)的親身感受，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真誠的”相信犯罪嫌疑人實施了

39、被指控的犯罪。如果檢察官自己對案件尚有疑慮，就不能提起公訴。這與美國提起公的證明標準——表見證據(jù)基本上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排除合理懷疑”，是檢察官根據(jù)手中已掌握的有罪證據(jù)所作出的判斷，不同于法官在經過法庭抗辯后所作出的“排險合理懷疑”，因此，它與英美國家定罪的證明標準是不同的。 3、從對訴訟結果預測角度，根據(jù)現(xiàn)有的證據(jù)，被告人很有可能被判有罪。由于起訴后是否定罪判刑的不確定因素很大，檢察官在起訴時應當充分考慮辯護證據(jù)對事實認定的影響，考慮審判過程中案情可能性的大小。一般情況下，只要考慮了這些因素，特別是考慮到手中的證據(jù)經過辯方“攻擊”后，仍有較大的定罪可能性，就可提起公訴。

40、 從蓋然性的角度來講，“有足夠的的證據(jù)”的證明標準其實就是一種“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所謂“高度蓋然性，”是指證據(jù)能保證控方單方立論成立。[12]為什么控方單方立論成立仍屬于“蓋然性”呢？這是因為在刑事訴訟中，法庭才是最終發(fā)現(xiàn)法律真實的場所，證據(jù)只有經過庭審質證、對抗的檢驗，才能被采信，才能說是確實充分的。在檢察機關單方立論成立的情況下，雖然各構成要件事實已有證據(jù)證明、對現(xiàn)存的無罪辯解已有證據(jù)反駁，但證據(jù)能否被采信、證據(jù)是否充分、反駁能否推翻辯護意見等問題，還未解決。因此，這時的證據(jù)還不可能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而只能得出蓋然性的結論。但同時，由于這種蓋然性是高度的，它存在著向確定性轉化的可能

41、。如果證據(jù)在法庭上經受住質證的考驗，抵御住對方的“攻擊”而為法庭采信，它就會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轉化為確定性或真實性。應該說，這一標準也是不低的，而且是必要的。 （三）要完善證明標準的規(guī)定,應樹立疑難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判的觀念 一般而言，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證據(jù)或證據(jù)達到“高度蓋然性”時，就應將案件提起公訴。但還必須考慮到一種特殊情況，這就是重罪案件，特別是侵犯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人身權利的重罪案件。筆者認為，對這類案件的處理，可借鑒美國的做法，即降低這些案件的起訴證明標準，規(guī)定只要檢察官認為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被告人應當接受 法庭審判，證據(jù)達到優(yōu)勢證據(jù)的標準，就可以提起公訴。這主要是

42、由于這類案件社會危害大，社會反響強烈，如果由檢察官作不起訴處理，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公正性。同時，降低對它們的起訴標準，也可以加強對嚴重暴力犯罪的打擊力度。此外，為加強對暴力犯罪的打擊，減輕檢察官的起訴負擔和成本，美國法律還強調對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的起訴。美國法律家協(xié)會制定的《刑事檢控準則》第9條規(guī)定：“對于那些嚴重威脅社會公眾的案件，好使檢察官所有的司法管轄區(qū)的陪審團往往對被控犯有這類罪行的人宣靠無罪，檢察官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訴”。一些州還對不同性質的犯罪采用雙重起訴證明標準。如在華盛頓等州，對于侵犯人身權的暴力犯罪，法律要求的起訴證明標準比較低，公訴方只要有足夠的證據(jù)讓法庭相信被告人應該接

43、受審判，就可以提起公訴；而對于侵犯財產權利等其他犯罪，法律要求起訴人證明標準則比較高，公訴方必須有足夠的證據(jù)使有罪判決成為可能時才能提起公訴。 為此，就要求檢察人員必須樹立起將疑難的重罪案件交由法院裁決的觀念，要敢于承擔敗訴的風險。根據(jù)訴訟職責劃分，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準確有力地指控犯罪，對案件的裁決則是法院的事，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終裁判者。再者，從維護程序公正的角度，也應該將一些疑難的案件交付法院審判。因為案件在提起公訴前，基本上處于控方控制下的封閉狀態(tài)，缺少中立方的介入和辯方的抗辯，控方即使實際處理得很公正，外界也會認為不公正，因為程序需要公開性。因此，檢察機關在辦理這些案件時，只要認為被

44、告人確已實施了犯罪且應當受刑事處罰，即使在某些環(huán)節(jié)上存在影響定罪的不確定因素，原則上也應提起公訴，是否構成犯罪，應由法院來裁決。如果法院認為證據(jù)不足以證明指控的犯罪事實，可根據(jù)刑訴法第162條第3項的規(guī)定，作出證據(jù)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四）要完善證明標準的規(guī)定，需改變檢察機關的工作評價標準 如何看待公訴機關起訴后被法院判無罪的所謂“錯案”？在司法實踐中，有很多是將法院作出的有罪與否的判決作為公訴機關提起公訴正確與否的衡量標準。根據(jù)本文的上述觀點，這種衡量標準是不妥當?shù)?。在提起公訴階段，常常存在某些影響定罪的不確定因素，但是公訴機關在充分收集證據(jù)、準確估量控訴行為的法律

45、效果的基礎上，仍應當作出起訴決定。即使法院最終否決了有罪指控，也不能將檢察機關的決定定性為“錯誤”，因為犯罪事實并不總是確定不移、易于把握的，而且審判的結果并不一定是衡量起訴質量的標準。判決結果受偵查取證的影響、受審判中舉證和調查的影響，取決于雙方的證據(jù)而非檢察機關單方面提供的證據(jù)，而且由于辯方的示證與質證，使得法院據(jù)以判決的證據(jù)范圍擴大，影響判決的因素大大增加，有一些是檢察機關難以預料和把握的，在這種情況下僅因判決結果與公訴意見相反就苛責檢察機關，將其正當?shù)姆缸锟卦V行為定性為“錯誤”是不大妥當?shù)摹? 國外的做法是，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公正地處理案件，就不應追究辦案人員的辦案責任。筆者認為，這是有

46、道理的，因此，我國錯訴的界定應以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故意違反訴訟程序等故意行為和執(zhí)行程序法的過程中因玩忽職守導致的錯訴為限，那些因對法律的理解、證據(jù)的認識和取舍不同而導致的敗訴不能認定為錯訴。特別是不能將法院的無罪判決作為認定錯訴和考核起訴質量高低的依據(jù)，這種以下一訴訟階段的處理結果作為評價上一訴訟階段工作優(yōu)劣的做法是荒謬的，它違反了訴訟規(guī)律，必須予以糾正。 （五）大膽行使公訴權，維護法律尊嚴 在我國，檢察機關是唯一行使公訴職權的機關。檢察機關能夠有效地保證國家追訴犯罪的主動權，以更好地維護國家的利益，保護受害人的正當利益，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實現(xiàn)真正的法治。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公訴

47、權，正是要求其積極的發(fā)揮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作用，過分的抑制公訴權的發(fā)揮，使其瞻前顧后，使一部分犯罪分子逃避了刑事責任的追究，客觀上不利于人民利益和社會秩序的保護。因此在確認起訴與判決的標準有區(qū)別的情況下，檢察機關應采取積極起訴的方針，對一切需要起訴、能夠起訴的案件提起公訴，當案件證據(jù)中有某些弱點，是否起訴可能會有爭議時，也可以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提起公訴，大膽行使公訴權，維護法律尊嚴。 綜上，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規(guī)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兩家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確保準確有效地執(zhí)行法律。在刑事訴訟中檢、法兩家要在各自履行職能基礎上使案件的處理能夠上下銜接

48、得當，最終，達到共同查明犯罪、懲罰犯罪的目的，因此，檢、法兩家職能不同、任務不同，對證據(jù)要求也不同。法院的判決是對案件、被告人的最后定性，其證據(jù)要求應當是最高層次的，而檢察機關只是代表國家對被告人提起公訴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提起公訴的證據(jù)要求是基于公訴時所獲取的證據(jù)材料，是一種階段性的要求，其作用是引起審判程序的開始以及控訴犯罪，它與判決時總結全案提出的證據(jù)要求是有區(qū)別的。要確立與完善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一定要關注刑事訴訟的目的，即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wěn)定和保護人民，我們看到過高的標準往往束縛檢察機關的手腳，影響其發(fā)揮追訴犯罪，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職責。因此，在確定提起公訴的證明標準時，應當做到寬嚴適度，全

49、面兼顧刑事訴訟的目的。 參 考 文 獻 [1] 江禮華等主編，《外國刑事訴訟制度探微》，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 [2] 何家弘主編，《證據(jù)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 [3] 巫宇蘇主編，《證據(jù)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4] 張子培主編，《刑事訴訟法教程》，群眾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92頁。 [5] 龍示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法學研究》1996第6期，第119頁。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7頁。 [7] 卡建林：《略論我國證據(jù)制度的理論基礎》，《人民檢察》，2000年第11期，第50頁。 [8] 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頁。 [9] 徐靜村主編，《刑事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頁。 [10] 何家弘主編，《證據(jù)學論壇》，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11] 陳衛(wèi)東譯，《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12] 樊崇義著，《刑事證據(jù)法原理與適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1年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