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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復仇》背后的三個世界 ——談薩特存在主義自由觀與意識流手法對《復仇》的影響 詹榮懿 摘要：本文通過對《復仇》文本分析，旨在探求上世紀四十年代汪曾祺重構中國“復仇”敘事的思想淵源。從血親復仇的理論依據(jù)出發(fā)，破除意識流敘事手法的阻礙，發(fā)掘出了隱藏在文本深處的以薩特三個等級意識為基礎的自由觀。一方面，在前人基礎上，對汪曾祺早期小說創(chuàng)作所受到的西方現(xiàn)代派影響進行具體剖析；另一方面，加深對讀者《復仇》文本的理解。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aimed to seek the orgin of the writing that Wang Zengqi used

2、 to rebuild the story of Revenge in China by analyzing the text of the Revenge. We want to break the obstacle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find the view of freedom of Sartre based on his three consciousnesses by analyzing the blood revenge. On one hand, we make the influence

3、from the western to Wang obvious; on another, we will fur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venge. 關鍵詞：《復仇》、汪曾祺、意識流、存在主義、自由觀、反思前意識 《復仇》是汪曾祺第一篇小說，并曾一度改寫。當代學者對汪曾祺小說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棟。但是對單篇小說的闡釋還有不足，關于汪曾祺第一篇并且一度改寫的短篇小說《復仇》的闡釋也已經(jīng)有文章問世，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將《復仇》與其他篇目甚至其他作家的小說進行比較，重心落在旁處，無視作者自述與否定，在未對《復仇》本身進行深度解讀的基礎上受

4、日本菊池寬的影響； 第二，將《復仇》受到影響單純歸結于《莊子》中未被大眾重視的復仇思想，落眼在汪曾祺創(chuàng)作后期提出的重回文學傳統(tǒng)； 第三，挖掘人物自述，承認《復仇》受到西方現(xiàn)代派影響，但是大而化之，語焉不詳； 第四，西方現(xiàn)代主義流派眾多，群星璀璨，落腳于一種思潮，譬如僅從意識流的角度或僅從薩特存在主義出發(fā)對文本進行分析，沒有注意兩者結合所產(chǎn)生的效應。 因而，本文是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經(jīng)過對文本的細讀，結合對作者自述內(nèi)容的挖掘，得到公認的是《復仇》受到了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意識流的影響。而存在主義哲學內(nèi)容龐雜，即使是薩特自己的論述，也極為豐富，那么在《復仇》文本中又是如何體現(xiàn)的呢

5、？我們發(fā)現(xiàn)，其根本上來說是以薩特的三個意識為基礎的自由觀，而汪曾祺有意無意中通過意識流手法將其幻化成三個世界。 一、《復仇》的版本及現(xiàn)實環(huán)境 《復仇》第一版發(fā)表于1941年3月2日[[]汪曾旗：《復仇》，重慶《大公報》：1941年3月2日，第4版。 ]、3日[[]汪曾旗：《復仇（續(xù)）》，重慶《大公報》：1941年3月3日，第4版。 ]重慶《大公報》，以“給一個孩子的故事”為副標題，以“汪曾旗”為署名（以下簡稱41版）。 第二版本是1944年汪曾祺對小說進行了同題改寫，只取41版題目與故事梗概，而采取意識流等現(xiàn)代派寫作技法，1946年改定，刪去原副標題，增加了引子，發(fā)表于《文藝

6、復興》。[[]汪曾祺：《汪曾祺小說全集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4月版，第151頁。 ]（以下簡稱46版） 1949年，《復仇》收入小說集《邂逅集》。汪曾祺對1946年版進行了局部改寫，有24處刪減，9處增加，10處改換說法，另有6處標點的改動。[[]孫子雅：《汪曾祺<邂逅集>所受作品改寫研究》，西南民族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第10頁。 ]（以下簡稱49版） 收入1982年《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中的《復仇》與1949年邂逅版相比出現(xiàn)大量的改動，此后作品集中收錄的均沿用此版本，只發(fā)生個別字的變動。[[]孫子雅：《汪曾祺<邂逅集>所受作品改寫研究》，西南民族大學2015年碩士論文，第

7、11頁。 ]（以下簡稱通行版） 小說41版與46版的現(xiàn)實指涉是一目了然的，在特定時期，作者希望能夠消解仇恨。其不同更多的是在對象上。41版，作者明確是寫給孩子的，作者并不希望上一輩所經(jīng)受的苦難使得孩子們承擔枷鎖而一生生活在仇恨中，而46版則面向所有年齡段的讀者，現(xiàn)實指涉則變成了消解國共“仇恨”，走向合作。情節(jié)上，41版，復仇者與瘦頭陀即仇人相認，而瘦頭陀希望能夠完成心愿赴死，46版，復仇者意識到瘦頭陀是仇人，而瘦頭陀沒有旅者是來復仇的。此外，46版意識流等現(xiàn)代派寫作技法更為純熟、突出，內(nèi)涵也更加豐富。此后的兩次改寫在內(nèi)容上都有突破，“棄仇”的主題不變，但由于汪曾祺后期在文學主張上走向了回歸

8、中國傳統(tǒng)，故而在對原作的修改上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這一主張的影響，另外，我們既已承認《復仇》的發(fā)表有現(xiàn)實訴求的推動，故而以46版為基礎探尋其《復仇》背后的內(nèi)涵，即1946年發(fā)表于《文藝復興》的《復仇》。 二、“棄仇”思想不是來自《莊子》 “復仇”是文學傳統(tǒng)中的一大主題，然而卻一直是以自先秦以來儒家思想為主的復仇思想為基礎進行敘事，人們對于“復仇”的共識始終停留在孔子的“以直報怨”以及公羊學派的“大復仇說”上。這種思想與共識最終建構了固定的結構，即“有仇必報”、“正邪對立”。新文化運動以來，魯迅《鑄劍》等作品雖然以全新面目出現(xiàn)，但仍未突破這一經(jīng)典模式。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復仇》卻是以和解

9、、放棄復仇為結局，可以說突破了經(jīng)典模式，而形成新的結構——“棄仇”。 那么汪曾祺本人好讀《莊子》，46版引子又恰出自《莊子》。但細究下來，我們發(fā)現(xiàn)這只是汪曾祺為使小說獲得更大的認同而在借用文化基礎耍的一點小手段。以下僅從版本與“血親復仇“的內(nèi)涵兩方面論證，其并非來自《莊子》。 （一）從版本上看“復仇者不折鏌干”的影響 對于《復仇》（46版）的把握，最簡明扼要的應當是汪曾祺自己列在文首的一句話：“復仇者不折鏌干?！背鲎浴肚f子·達生》，《莊子》中緊接著的是“雖有忮心，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zhàn)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背負復仇使命的旅者也確實選擇了和解，放棄世世代代的糾葛

10、。 正如上文，這句話在1941年大公報版的《復仇》中并不存在，是在重寫過程中增加上去的，但走向“棄仇”并非汪曾祺在46版所添加。 另外，46版刪去41版的副標題，將隱含讀者擴展到全世界。 因而，援引《莊子》中關于復仇的句子在主題上只是錦上添花，用文化傳統(tǒng)增添小說的深度，使得文章受眾擴大到整個社會，是以不可認為這是推動汪曾祺重構復仇模式的原動力。加之，《莊子》中的論述只是一帶而過，未必經(jīng)得起深究。汪曾祺雖自認愛讀《莊子》，但自認為受儒家文化影響更大。在他的晚年自述中他言道：“我年輕時很愛讀《莊子》。但是我自己覺得我還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大一些。”[[]汪曾祺：《汪曾祺自述》，大象出版社，200

11、2年10月版，第212頁。 ] （二）從“血親復仇”內(nèi)涵上論證《莊子》影響的有限 從大量的例證上看，復仇走向和解絕非常態(tài)，即使復仇并未成功，也是用死亡逃避這一問題。在血親復仇中，不存在和解。沒有任何一個放棄殺父之仇的故事流傳下來，因為這不符合社會的文化結構。在傳統(tǒng)文化的建構下，“復仇”才是天經(jīng)地義的。 血親復仇是最難消解的復仇類型。這不僅在東方，即使在西方史詩中，血親復仇也呈現(xiàn)一種固定的走向。前提是一方的親人死去（往往是父輩），復仇者甚至是“遺腹子”，但并不妨礙他要承擔復仇的責任。 這種責任的來源是什么？ 正如小說中的旅者，明明“遺腹子”對其父親毫無印象，只有血緣，沒有親情

12、，也沒有所謂的“養(yǎng)育之恩”，但還是需要復仇。對復仇者進行分析，我們發(fā)現(xiàn)，復仇者永遠不是以個體存在著，而是一個家族的代言人，他承擔起為家族復仇的任務，故而是“復仇者”。即使一個人并不打算復仇，當以家族面貌存在，其一切就都需要按照社會規(guī)范進行，替父報仇是社會意識所認可的，那么就是必要的。 血親復仇必須以流血的方式解決，不是血債血償，就是自殺謝罪。 《復仇》對故事模式的解構解決了這個問題。復仇者的父親已經(jīng)死了，是不可能代替父親放棄的。當復仇者以家族復仇者的形象出現(xiàn)時，他是不可能選擇寬恕的，因為他無法為自己死去的父親做決定。換言之，期待社會建構出來的復仇者從復仇者的角度放棄復仇是不切實際的。《復仇

13、》的“棄仇”是自我的覺醒，是復仇者擺脫社會建構，選擇以自由個體存在的形式去解決這一問題。“棄仇”乍看是文章結尾的突轉，但是從整個文本來說，并非是歐亨利式的結尾那么簡單，它從一開始開頭就植根在薩特的自由觀上了，并且創(chuàng)造性地以意識流結構進行敘事。 只是這種內(nèi)涵與《莊子》相近，熟讀《莊子》的汪曾祺更易接受。 三、意識流寫作 中國的敘事文本一向不大注重敘事技巧，而注重故事，不僅是史書敘事，明清小說敘事亦是。關于復仇的故事已然模式化了。 這種模式化是說：不管故事以何種面目出現(xiàn)，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如人物形象、基本關系、行為模式、思想觀念等）幾乎是不會發(fā)生太大變化的。這些要素一再重復的出現(xiàn)

14、在歷代此類作品之中，久而久之就被固定下來，成為此類小說推動情節(jié)敘事發(fā)展的必要存在。“復仇”的經(jīng)典模式常常有“遺腹子”和“正邪對峙”的情節(jié)模式，最終往往以“手刃仇人，大仇得報”為結局。[[]周芊泛：《汪曾祺小說改寫現(xiàn)象研究》，河南師范大學2014年碩士論文，第29頁。 ] 復仇者無數(shù)，但是形象千篇一律，結局也沒有懸念。汪曾祺的《復仇》敘事結局上存在創(chuàng)新，而在敘事方法上同樣與傳統(tǒng)的手法截然不同。 （一）汪曾祺對意識流的自覺應用 汪曾祺在《復仇》中有意識地運用意識流創(chuàng)作手法是無需置疑的。從文本來看，充滿了意識流色彩，如從第一段開頭來說，旅者的意識流動如下： 蜂蜜→罐→桌→感覺濃

15、稠→嗓子泛酸→胃口→一生嘔吐沒幾次→一生→和尚→蜂蜜→蜂蜜和尚→蜂蜜、和尚、一生 此外大量運用間接內(nèi)心獨白、心理分析、蒙太奇、象征、詩化的手法。這些都是意識流常用的手法。小說以旅者的視角內(nèi)聚焦敘事的方式展開，末了轉入外聚焦（外聚焦敘事顯然淡化了意識流寫作）。 知人論世，晚年的汪曾祺在自述中也承認了在《復仇》中對意識流的自覺運用。他明確寫道：“不過我二十多歲時的確有意識地運用了意識流。我的小說集第一篇《復仇》和臺灣出版的《茱萸集》的第一篇《小學校的鐘聲》，都可以看出明顯的意識流痕跡?！盵[]汪曾祺：《汪曾祺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12-213頁。 ] （二）“棄仇

16、”前意識流寫作部分分析 以下僅就意識流寫作部分進行分析。 借助“內(nèi)聚焦”，作者肆意地進行心理分析，情節(jié)上雙線敘事卻創(chuàng)造了三個世界。 一般的敘事順序都要被迫接受自然時序的限制，即使是同一個時空反復出現(xiàn)的“羅生門”在任一次敘事中也無法打破。意識流的獨特性讓心理時序突破了自然時序，在意識流動中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個瞬間，只要作者有需要就可以創(chuàng)造多個世界，當然忘記還有一個現(xiàn)實中旅者此時此地的世界。又因為意識流動的隨意性，這些世界縱橫交錯，自然時序也穿插在了一起，不免顯得雜亂無章，但是細究起來仍然有跡可循。 第一個世界是單純的世界，不存在復仇，存在于旅者意識流動中。這個世界里有小蒙舍的孩子在讀書，有白

17、云在草垛子上緩慢移動，唯獨沒有復仇的影子，在這個世界里旅者只需讓他的意識隨意流動。當旅者意識到這些的時候，復仇隱退在幕后。如： 山間的夜來得快！這一下子多靜。真是日人群動息。剛才他不就覺得一片異樣的安定了，可是比起來這又迥然是一個樣子。他走進那個村子，小蒙舍里有孩子讀書，馬有鈴鐺，桔棒敲，小路上新牛糞發(fā)散熱氣，白云從草垛上移過去，梳辮子的小姑娘穿銀紅褂子。一切描寫著靜的，這一會全代表一種動。他甚至想他可以作一個貨郎來添一點聲音的，在這一會可不能來萬山間潑朗朗搖他的小鼓。[[]汪曾祺：《復仇》，《文藝復興》：1946年第1卷第4期，394-395頁。 ] 第二個世界是復仇的思考。在第一個世

18、界的美好中，旅者往往突然感到不適。意識在流動中沒有直接點明“復仇”，但多次使用蒙太奇手法，每一次都蘊含著復仇所帶來的影響。從形式上看，即多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句，如問魚兒“你怎么還不睡？”。而從讀者心理上看，產(chǎn)生一種往復的壓力感，當復仇的棱角隱沒在黑暗中，我們跟隨著旅者在第一個世界中游蕩，一切溫和優(yōu)美，突然復仇冒出棱角，刺痛我們的神經(jīng)，給予讀者一種壓迫感。而對于旅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呢？又他時刻準備著動身去復仇，如： 到明天我要走。[[]汪曾祺：《復仇》，《文藝復興》：1946年第1卷第4期，396頁。 ] 這是從第一個世界跨越到第三個世界的間隙，它包含一部分現(xiàn)實而又不全是現(xiàn)實。 第三個世界

19、即是復仇，在“棄仇”之前，復仇一直存在著。一直到作者從內(nèi)聚焦轉化為外聚焦時，“我?guī)缀跬?，他是個遺腹子。”作者這才將復仇的由頭剖開。敘述順序上用來倒敘的手法?？梢?，“復仇”這一結論是作為前提存在的，同時是不斷強化的結果。 通過聯(lián)想、意識流、內(nèi)心分析，旅者逐漸將現(xiàn)在、過去、復仇交織起來，并且呈現(xiàn)出一種無序的跳動感，另外三個世界的關系也是復雜的。 進入文本前，旅者已然以復仇者的身份存在了，他的意識處于第三個世界，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這一個世界的存在。結合作者關于復仇緣由的敘事，我們明確一點——他成為復仇者也是后天塑造的。小說中他的意識頻頻流向第一個世界，其實是對“復仇”這一結果的反動，但是反動在

20、見到瘦頭陀前并沒有成功，而是不斷地通過第二個世界的轉化，最終回到“復仇”的狀態(tài)。 無論是小山村中的讀書聲，還是撥浪鼓聲都是旅者心中不假思索即無比向往的，都是非理性的，是純粹個性與自由的，都象征著第一世界。然而這些美好在經(jīng)過一次次反問與遇挫后，最終都轉化為了那些象征著第三個世界的為復仇所爬的山峰。 （三）走出意識流的“棄仇” 最終復仇者走向了“棄仇”。 關于“棄仇”的敘事并不在意識流中，這就否定了旅者前文滅殺第一個世界的反動而重新走向第三個世界，是對第一個世界的再發(fā)現(xiàn)。一切回到了原點，回到了最初的原點，即沒有仇恨的地方。復仇者選擇和解，從根本上說旅者選擇回到原點，而不再選擇，這樣

21、就無需談論復仇與和解了。 忽然他相信他的母親一定已經(jīng)死了。[[]汪曾祺：《復仇》，《文藝復興》：1946年第1卷第4期，398頁。 ] 這句是41版中所沒有的，而在46版中獨占一段，顯得格外刺眼。在整個復仇活動中，“母親”是他選擇復仇的根本原因，他對父親是沒有印象的。換言之，他是被“母親”為代表的親族、社會、倫理所建構的一個復仇者，如今隨著母親的死亡一切煙消云散。 四、薩特存在主義自由觀與“復仇” 汪曾祺的《復仇》受存在主義影響無論是自述還是研究文章都被頻頻提及，但是對“自由觀”與三個意識的論點還未點明。 （一）汪曾祺與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是西方哲學的非理性思潮，由

22、海德格爾第一次提出。薩特的存在主義是對前人的發(fā)展，并且薩特本人也自覺將存在主義運用到文學創(chuàng)作中，如《惡心》等作品。 在西南聯(lián)大求學期間，汪曾祺本人“讀了大量外國翻譯作品：薩特、沃爾夫、契訶夫、阿索林、卡夫卡?！盵[]陸建華：《汪曾祺傳》，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71頁。. ]另外卞之琳等在西南聯(lián)大掀起了譯介文學的一次小高峰，大量的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進入中國，40年代也是公認與汪本人自認的接受西方現(xiàn)代派影響的重要時期。薩特的大作《存在與虛無》1943年方才出版，但是1934年在接受胡塞爾現(xiàn)象學的基礎上寫成了《自我的超越性》，已經(jīng)就反思意識進行了論述。根據(jù)現(xiàn)在的材料，我們無法確定汪曾

23、祺是否閱讀過《自我的超越性》，然而汪曾祺晚年自述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期間，“那時薩特的書已經(jīng)介紹進來了，我也讀了一兩本關于存在主義的書。雖然似懂不懂，但是思想上是受了影響的?！盵[]汪曾祺：《晚翠雜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3頁。 ]當汪曾祺對《復仇》進行同題改寫時，正如解志熙在《汪曾祺早期小說片論》中發(fā)現(xiàn)的，“當汪曾祺在四十年代中后期迎來他創(chuàng)作生涯的第一個短暫的豐收期之時, ，國統(tǒng)區(qū)文學界中的有心人也在同步地介紹西方最新的文學思潮，如存在主義，而汪曾祺和這些介紹者的文字也往往在同一刊物上刊出，因此他更不難從中受到啟發(fā)?！盵[]解志熙：《汪曾祺早期小說片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

24、刊》：1990年期，第25頁。 ] （二）三個世界與三個意識——棄仇與自由 薩特在“存在先于本質(zhì)”之外，以其自由觀著稱。這也是二戰(zhàn)時期，薩特存在主義風靡歐洲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今提及薩特的存在主義，往往要冠以“人道主義”之名。薩特主張“人即自由”，而其論證上來說是從意識的角度來說的。薩特借鑒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而提出了三等級意識的說法。 第一等級的意識，即反思前的意識，是一種純粹意識。是反思的基礎與第二第三等級意識的前提。這種“意識”是輕的，是半透明的。[[]【法】薩特：《自我的超越性》，杜小真，商務印書館，2001年5月版，第33頁。 ] 第二等級的意識，即“我思”，即“反思

25、著的意識”。通過反思著的意識，可以形成意識的狀態(tài)、行動等，但意識并不是狀態(tài)、行動。 第三等級的意識，即反思后的意識，在第一與第二的基礎上構造出以一個新的自我。也即是說，第一、二等級的意識成為了第三等級意識的材料。 薩特認為只有第一意識才是自由的意識，一切反思都是不自由的。三個等級意識是薩特自由觀的基礎。乍一看，這仿佛與理性相悖的非理性思潮的表現(xiàn)，但正如梯利所說所有的非理性自是未曾達到理性的高度。這并沒有優(yōu)劣高下之分，只是認識角度的不同。存續(xù)在第一等級意識中，即未經(jīng)反思的意識才是最純粹的，經(jīng)過反思這一過程即相當于薩特所反對的“選擇”，薩特拒絕做選擇，而確定“不選擇”，同時他認為不選擇也是一種

26、選擇。 回到《復仇》，正如上文從意識流創(chuàng)作手法出發(fā)分析出的三個世界。這三個世界恰恰對應著薩特三個等級的意識。 第一個單純的世界，如小蒙舍的孩子在讀書，恰是第一等級的意識——反思前的意識在作用。第二個世界對應“我思”即反思著的意識，外化為一定的行為與狀態(tài)，但這種狀態(tài)又有別于反思著的意識。第三個世界，恰是反思后的意識的體現(xiàn)。 然而旅者的三個世界在相互結構上卻與存在主義略有不同，我們需要承認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完全按照理論嚴絲合縫地創(chuàng)作，理論運用到實踐上時也勢必存在一定誤差。在《復仇》中旅者一開始就具備了復仇的意識，文章開篇，他已然“不知年歲”了，自幼時這個旅者就已確立了反思后的意識——復仇。而反思前

27、的意識則作為一種天性，作為對反思后的意識的反動自發(fā)地流溢出來。然而，經(jīng)過又一重的“我思”，最終仍然歸結于原先反思后的思想——“復仇”。 是以復仇者最后選擇以一個普通旅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瘦頭陀面前，不是反思復仇而選擇放棄復仇，正如上文論證的，一旦進行反思，那么血親復仇在社會倫理等等的作用下，復仇者無論選擇復仇還是棄仇，都是錯誤的。與其說復仇者選擇“棄仇”作為自己的結局，不如說旅者回到了就討論復仇問題的前面，即選擇停留在薩特的“反思前意識”中，拒絕選擇下一步，以不選擇為選擇。 總結 《復仇》雖然是汪曾祺發(fā)表的第一篇小說，但是幾易其稿，尤其是1946年發(fā)表在《文藝復興》上的46版，充分體現(xiàn)

28、了西方現(xiàn)代派對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影響。 汪曾祺在意識流敘事方法下，潛移默化間將薩特的三種意識混雜成三股意識流動而成就了一篇簡要的文本，“棄仇”的原因因而顯得晦暗不明。《復仇》重構復仇敘事的方法絕非走向傳統(tǒng)復仇敘事的反面，而是重回原點，重新作為一個“自由”的人存在，這就是薩特的自由觀。 當然，正如汪曾祺所說“思想上是受到影響的”，意識流的影響已經(jīng)讓他產(chǎn)生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自覺，存在主義的影響是一定的，是否形成一種文學自覺就不得而知了。 參考文獻： [1] [法]薩特. 存在與虛無[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 [2] [法]薩特. 自我的超越性[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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