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無憂http:/jiaoxue5u.taobao.com/專注中小學 教學事業(yè)！文山先生之生死觀與民族精神 文天祥（ 1236-1283），字宋瑞，號文山，南宋狀元、宰相，文學家。他在被元軍俘虜關(guān)押期間，曾經(jīng)呤詠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壯麗詩篇。今天距文天祥"殺身成仁"已有七百余年，近八個世紀以來，文天祥的所作所為，他的詩文、他的精神一直鼓舞著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面對外侮內(nèi)患，英勇不屈，逆境奮起，從而使中華民族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從外來侵略的打擊下恢復(fù)過來，始終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因此，分析文天祥先生的生死觀，概括出文山精神，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去理解愛國主義，從而真正把握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zhì)。 一、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 一般都認為，愛國主義主要是指人們奮起抵抗外敵入侵，對自己的祖國有一種深厚的感情，對民族、對家鄉(xiāng)的山水、父老鄉(xiāng)親充滿著某種深深的眷戀。許多人認為，這種愛國主義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實際上，這一沿習的看法是不準確的。因為愛國主義是世界各民族普遍具有的一種精神。法蘭西民族有愛國主義、德意志民族有愛國主義，大和民族與猶太民族的愛國主義所表現(xiàn)出的愛國熱情的強烈程度甚至使世人為之驚嘆不已。 所以，從歷史與現(xiàn)實來看，愛國主義實際上已經(jīng)不必然地吸附于某個特定民族，它日益成為一個地緣政治的概念、國家主義的概念。如美利堅民族是世界許多民族的聚合體，但人們卻洋溢著對美國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等等。這樣，籠統(tǒng)地把愛國主義歸結(jié)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不對的，這種看法實際上妨礙了我們對中華民族精神作準確的了解和掌握。實際上，各民族、各國家的愛國主義都有不同的特質(zhì)及表現(xiàn)，它們才真正是該民族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有其不同于法蘭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和美利堅民族的獨特本質(zhì)和表現(xiàn)形態(tài)，它們才真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構(gòu)成因素，才是我們需要認真探討和掌握的東西。那么，我們怎樣去尋找這種獨特性呢？應(yīng)該從中華民族歷史上愛國志士的言行中去發(fā)掘和探尋，從這一視角來看，研究文天祥之生死觀及精神就有了特殊的重大意義。因為文天祥的一生恰恰體現(xiàn)出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獨特性，從而也成為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構(gòu)成因素。 文天祥之生死觀和人生精神可以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加以概括和總結(jié)，主要有以下三個有機聯(lián)系著的部分。 二、 "天下為己任"的人生精神 文天祥可以說是儒家文化模塑出的一個典型人物。他自小讀的是圣賢書，早就孕育出 "天下為己任"的人生精神，并因此走上了儒家"學而優(yōu)則仕"的道路，通過科舉而中狀元，而位極宰相。他既是儒家的忠實信徒，也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具體化和現(xiàn)實化。后來，他以一介書生舉義旗，試圖挽救南宋王朝崩潰的命運，他一生均實踐的正是大學中的古訓，從"修身"到"齊家"、到"治國"，再到"平天下"。盡管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抱負終歸失敗，但文天祥卻以其人格的高尚、道德的純潔，和對理想的執(zhí)著而獲得眾口皆碑，其事跡世代流傳，成為一代民族英雄的代表。 儒家"天下為已任"的觀念源遠流長，是其理論的核心之一。從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干七十二君而無所遇"的堅忍不拔，到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名言；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詩句，到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言壯語；特別是東林志士所提到的對聯(lián)"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guān)心"，等等，無不貫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意識，無不發(fā)散發(fā)著強烈的"天下為已任"的人生精神。文天祥的一生正是這種精神的真實寫照，他最終兵敗被俘，在長期囚禁之后英勇就義，以其人生實踐成為"天下為已任"精神的最高體現(xiàn)。 "天下為已任"人生精神的實質(zhì)在于個人必須躍出個人所獲所失、所生所死的限囿，站在民族興衰和國家興亡的高度來看問題，來規(guī)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其次，"天下為已任"的人生精神還要求人們具備一種對家庭、家族和全體民眾深切的終極關(guān)懷，對生靈涂炭、百姓禍殃有一種切膚之痛，并由此生發(fā)出巨大的人生動力，為民眾的幸福、社會的穩(wěn)定安樂而奮斗，即便肝腦涂地亦在所不惜。這些恰恰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觀念"仁愛"的根本要求。 細觀文天祥的一生，無不感受到強烈的"天下為已任"的人生精神，正是它促使文天祥拋開一切私利，摒棄所有個人的考慮，為他人、為民族、為國家貢獻自己全部的力量，直至最可寶貴的生命。 三、 "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絕非指俗世欺壓婦女的大男子主義，更非指魯莽的匹夫之勇，而是指一種偉岸的人格，一種英勇不屈、無所畏懼的氣節(jié)。現(xiàn)今人們一般都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來指稱文天祥，但恰恰忘記了孟子這段話的下一句"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文天祥之能在朝庭痛斥權(quán)勢熏天的奸佞而毫不畏懼；之能面對虎狼般的元軍變賣家產(chǎn)、聚眾萬余，毅然奔赴抗元戰(zhàn)場；之能不畏艱險和生命安危，入元軍大營，面對死亡的脅迫，高聲喊出："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就是因為他具有"大丈夫"的精神。即便元軍將領(lǐng)，亦對大義凜然的文天祥"相顧失色，稱為丈夫。"（指南錄·紀事序）文天祥的確不愧是一個真丈夫，一個偉丈夫，一個大丈夫。因此，了解文天祥，把握文山精神，就必須首先弄清何為"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一詞最早出自道德經(jīng)，老子云：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惶幤鋵?，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 此處的 "大丈夫"指具有大智慧者，他不妄加區(qū)分萬事萬物，也不主觀地去評判萬事萬物，保持主體與客體的完全融會貫通，故而不需要社會的禮儀道德、個人的小智小慧。可見，這種意義的"大丈夫"并不是文天祥所刻意仿效和獲取的人格與氣節(jié)。文天祥真正服膺的"大丈夫"精神是孟子書中闡述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文子·精誠篇亦云：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nèi)強而外明。內(nèi)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載霜，日月無不照明。 這種意義的 "大丈夫"，指人們因內(nèi)有充實之德性，外自覺地遵循道德規(guī)范和社會準則，故而能夠在得志時，充分煥發(fā)個人的心智體能，為天下民眾謀得幸福；在不得志時，也能堅持原則不動搖，做到富貴不能亂己之心，貧賤不能變己之志，威武不能屈己之節(jié)。這不正是文天祥一生的真實寫照嗎？ 文天祥自小憂國憂民，入仕之后，無論是在朝廷還是就任地方官，都對百姓的疾苦、國家的安危有一種深切的關(guān)懷；而在抗元失敗被俘之后，對高官厚祿的引誘毫不動心，在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中泰然處之，更對死亡的威脅無所畏懼，真正表現(xiàn)出一個大丈夫的人格和氣節(jié)的偉大。 現(xiàn)在的問題是，文天祥通過什么樣的方法成為"大丈夫"的？"大丈夫"作為一種崇高的人格和精神究竟是什么？這不僅是理解文天祥精神的關(guān)鍵，更是理解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及其精神特質(zhì)的關(guān)鍵。 1281年，文天祥被囚禁在兵馬司的土牢中，受到所謂"七氣"的侵擾，即"水氣、土氣、日氣、火氣、人氣、穢氣"，他自稱以一種"正氣"而戰(zhàn)勝了各種惡氣的侵襲："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亂七，吾何患焉。"（正氣歌序）為了抒發(fā)自己的胸襟，也為了歌頌這種正氣，文天祥揮毫寫下了膾炙人口、撼人心魄的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事樊斍逡模屯旅魍?。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是氣所磅礴，凜然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可見，這種支撐著文天祥戰(zhàn)勝任何艱難險阻的 "正氣"就是孟子所云的"浩然之氣"，而孟子也是把浩然之氣視為"大丈夫"根本屬性的。所以，要具備大丈夫精神，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丈夫"，就必須培育出"浩然之氣"。 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氣？孟子本人就說"難言也"，認為"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yǎng)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慎于心，則餒矣。"（孟子·公孫丑上）這說明，"浩然之氣"雖"難言也"，但其基本性質(zhì)是"至大至剛"；培養(yǎng)它的關(guān)鍵在"配義與道"，并且要持之以恒地進行道德修養(yǎng)，不可拔苗助長，也不能做一件有愧之事，等等。這種說法與文天祥在正氣歌中指出的"天地有正氣"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浩然之氣"首先是一種道德的精神，但又不專屬個人的一般的精神意識，它實質(zhì)上是一種精神的物質(zhì)，物質(zhì)的精神。簡言之，是道德觀念的物化，否則就不可能"至大"-"塞于天地之間"-充滿整個宇宙；亦不能"至剛"-無堅不摧-以至于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貧賤不移。 因此，由"配義與道"合成的"浩然之氣"既是精神性的觀念，又是物質(zhì)性的實體。理解這一點的關(guān)鍵在跳出西方心物"二元論"的思維框架。自近代"西風東漸"之后，西方由分析的思維方式孕育而出的心物二元論亦逐漸為現(xiàn)代中國人所接受。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支配下，人們把精神與物質(zhì)區(qū)分得很清楚，物質(zhì)就是物質(zhì)，精神就是精神，二者不可混淆。當然，也有精神變物質(zhì)，物質(zhì)變精神之說，但這也只不過是指人們擁有了某種精神的觀念，便可爆發(fā)出巨大的力量，轉(zhuǎn)變成現(xiàn)實的行為，獲得客觀的物質(zhì)的效果，這仍然是精神物質(zhì)二分法。 中國古代賢哲不這樣看問題，他們擁有的是有機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認為有精神物質(zhì)相互結(jié)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第三種的東西，"浩然之氣"即是其中之一。正因為它不是純粹的物質(zhì)實體，而是精神的物質(zhì)，所以，它可以超越個人肉體的束縛、限囿，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相溝通，相互融為一體。所以，"大丈夫" 之有無窮盡的人格力量，不僅是因為它來自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還根植于天地間的"正氣"，故而"大丈夫"們可以從宇宙大化流行中汲取力量。又因為"浩然之氣"不是純粹的精神，而是物質(zhì)的精神，所以，它才有無堅不摧的剛性，能夠抵御住任何肉體的痛苦、外在的折磨、乃至死亡降臨帶來的悲哀和失落。 文天祥正是具備了浩然之氣的"大丈夫"，元朝以宰相之位相勸降，被其嚴詞拒絕；元軍以肉體折磨相壓制，文天祥堅強地挺住了；元軍又多次以死相脅迫，文天祥毫無懼怕。他真正做到了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而文天祥在受到奸臣的排擠，貶官外放時，也從未動搖過其愛國愛民之心；在艱苦的囚徒生活里，也從沒有改變自己的志向，充分展示出其貧賤不能移的高尚品質(zhì)。這一切都襯托出大丈夫精神的崇高和可貴，也使文天祥成為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四、 "三不朽"精神 公元前 547年，叔孫豹指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所謂 "立德、立功、立言"，都是人們擺脫個人肉體的限囿，實現(xiàn)精神上永恒的途徑與方法。中國古人早就從萬物的生死中悟解到人長生不老是不可能的，人人都將或遲或早地面對死亡的降臨。既然人們從肉體上無法達到永生，那么在精神領(lǐng)域能否實現(xiàn)不朽呢？叔孫豹認為是可以的，并提出了三條途徑：崇高的品德可以使人世世代代傳頌，建功立業(yè)可以讓民眾長久的受益，精辟的言論具有永恒的價值，故而三者都能使人超越短暫的生理生命的局限性，恒久地活在人世間，當然，這只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 儒家大師對這種"不朽"的觀念非常贊賞，并大加發(fā)揮，孔子指出："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wèi)靈公）此"名"之"稱"，實指人的聲名傳之后世。"君子"們不擔心別的，只是擔心死后默默無聞，追求的是逝世后仍有重大影響，事跡受到世代人傳頌。在孔子看來，要"名稱"，就必須有極高的道德品質(zhì)，一個人生前富可敵國，人人知其聲名，但死后卻可能很快讓人徹底遺忘，是謂朽之；一個人也許生前貧困潦倒、窮苦不堪，但只要他道德高尚，全心全意為百姓謀幸福，那么就可能在死后聲名顯赫，受到人們的尊敬，是謂不朽?？鬃诱f：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山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論語·季氏） 齊景公因無德死而 "朽"了，伯夷叔齊因"仁"德死而不朽。因此，"三不朽"觀念可以說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其實質(zhì)是一種由死的觀念引發(fā)出的人生觀。文天祥的一生中，尤其是被俘后，對死亡的問題考慮得很多，也談得很多，其中心旨趣正是儒家的"三不朽"精神，最著名的當然是其過零丁洋的詩了： 辛苦遭逢起一經(jīng)，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里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詩表達了文天祥面對受元軍鐵騎踐踏的大好河山心如刀割的悲憤之情，更闡發(fā)了他對死亡這個人世間最大的恐懼和痛苦之源的鮮明態(tài)度：任何人都難逃一死，但人們完全可以通過生前的努力奮斗而 "留取丹心照汗青"-實現(xiàn)不朽。 1283年月12月初八，元帝忽必烈親自召見關(guān)在監(jiān)獄中的文天祥，許以中書宰相和樞密使之職，希望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說："一死之外，無可為者"（劉岳申文丞相傳）早已下了必死之念。次日，文天祥從容走向刑場，慷慨就義。被害之前，他作絕筆自贊，系于衣帶間，其文云：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筆。（衣帶贊） "義盡仁至"，即是道德品質(zhì)上的極至，此正可通往"不朽"；而文天祥詩文皆佳，膾灸人口，讀之令人血脈賁張，豪情勃發(fā)，此為言論的"不朽"。可見，文天祥以自己的心智能力、所作所為，特別是一腔熱血實現(xiàn)了儒者"不朽"的理想，成為"三不朽"精神最真實的寫照。 從理論上來分析，"三不朽"精神的實質(zhì)，仍然是要求人們跳出"生"的限囿，在生前就立于"死"后來觀照人生，用死后的精神性、觀念性的所得來促使自己放棄生前物質(zhì)性的所獲。這種精神與"天下為已任"的人生精神的博大胸襟不同，亦與"大丈夫"精神的雄闊豪邁相異，它散發(fā)著某種悲壯的死亡氣息。 一般人都喜生厭死，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則為了道義可從容就死；一般人都貪圖生前的物質(zhì)享樂，而具有"三不朽"精神者則可棄榮華富貴如蔽履，甘受清貧、痛苦和折磨。這是一種超越性的、精神性的崇高追求，它可促人靈魂凈化，行為端正、思想言論純潔，使人不斷升華到一個更高的人生境界。文天祥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三不朽"精神的民族英雄，所以他才能夠超出常人的所愛所求、所趨所避，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戰(zhàn)勝各種困難，以無所畏懼的態(tài)度對待死亡，從而給后人樹立起一塊豐碑。活著的人得到的是一種精神性的鼓勵，而逝去的文天祥則獲得了"不朽"。 從另一角度來看，"三不朽"觀念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儒式的死亡觀。儒家認"天地"有"好生之德"，萬物的生長、發(fā)育，人類的生生不息，都體現(xiàn)著天地的本質(zhì)-"仁愛"，所以，每個人都應(yīng)珍惜生命，注重生前的道德修養(yǎng)，好好地生活，用"盡人事"來配"天德"。因此，儒者堅決反對無謂之死，反對人為地結(jié)束個人的生命，痛惜戰(zhàn)爭給蕓蕓眾生帶來的生命與財產(chǎn)的重大損失。在儒家圣賢看來，這不僅違背了人倫道德，也是對天地秩序、宇宙根本大法的褻瀆。但同時孔子又有"殺身成仁"之說，孟子有"舍生取義"之論，鼓勵人們?yōu)榈懒x的實現(xiàn)而從容就死。這是否與儒家的生命哲學相桿格呢？非也，這種"死"法實質(zhì)上與"生"是相通的。在儒者眼中，一個人若能為道義而捐軀，就可獲得永生。此"死"正好是通往"生"的環(huán)節(jié)，以己之一"死"而成就萬古之"生"。當文天祥吟哦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句時，他完全參透了儒家生命哲學的精髓，并決心成為這種哲學觀念的踐履者。事實上，文天祥通過自己的肉體之死，的確換來了精神性的永生，其人其事已經(jīng)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尊敬和頌揚。 概而言之，理解文天祥所作所為的關(guān)鍵，在深刻地把握他表現(xiàn)出的"天下為已任"的精神、"大丈夫"精神和"三不朽"精神；而這三種精神恰恰又構(gòu)成了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的特質(zhì)，從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組成要素。從這里，我們不僅可以充分地體會到文天祥的人格、氣節(jié)與精神的偉大，更可深切地認識到研究文山之人生精神的迫切性和重大意義。 客服唯一聯(lián)系qq 1119139686 歡迎跟我們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