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工論讀書報告第一部分：社會失范與社會重組涂爾干的社會分工論雖然寫在自殺論之前，但從思想體系上來說，應該是自殺論的后續(xù)部分，在自殺論的中，涂爾干提出了當代社會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種自殺模式是利己主義自殺，導致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即是社會失范，最后涂爾干所提出的解決這一問題法人辦法是建立是社會上下級之間的聯(lián)系， 增加個人的社會歸屬感， 而具體實施方法即建立行會組織， 或者說是職業(yè)法團。 如果說涂爾干在自殺論中所進行的研究是從一個社會現(xiàn)象中分析社會結構所存在的問題，那么社會分工論 正是作者詳細解釋如何通過職業(yè)法團帶來的適用于工業(yè)社會的有機團結對社會進行重新整合和構建。首先涂爾干提出了問題的產生： 現(xiàn)代經濟生活的失范狀態(tài)。 工業(yè)和經濟的發(fā)展帶來大量新職業(yè)的出現(xiàn)， 所有人都可以感覺到這些職業(yè)不同于傳統(tǒng)社會的簡單職業(yè)分工，但又說不清不同職業(yè)間的復雜關系， 以及這些關系之間所應該遵守的道德或是法律，因此法律和道德在這些關系的調解中明顯失效， “集體生活的整個領域絕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規(guī)范的調節(jié)作用之外” （本書 P14）。于是社會中出現(xiàn)各種沖突和斗爭，其結果是某一強權的產生，但這也只能帶來臨時性的和平，社會處于極不穩(wěn)定的無政府狀態(tài)。 正如托克維爾在對與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中提出的，社會的專制狀態(tài)和無政府狀態(tài)其實是極易過度的兩面。 解決無政府狀態(tài)真正的方法是建立起一套社會規(guī)范體系，是社會在這一規(guī)范下有序運轉。然而作為社會組織方式的法人團體在古代社會就已經存在。 古代法團以共同利益為組織方式， 并形成了共同道德和職業(yè)規(guī)范， 它以整個法人團體的利益為前提，將團體中的所有成員緊密團結在一起。 然而現(xiàn)代工業(yè)的發(fā)展使人們的活動范圍日益擴大，“經濟事務主宰了大多數(shù)公民的生活，成千上萬的人把精力投入在了工業(yè)領域和商業(yè)領域” （本書 P16）。因此，資產階級和商人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群體，他們自然而然的向市場周圍你聚集， 并成為了城市居民， 不再受原本的法人團體的制約， 而大工業(yè)也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在任何地方發(fā)展， 這都是傳統(tǒng)法人團體所無法適用的，因此法人團體也走向消失。 社會中不再有任何的中間階層，與習俗、慣例和傳統(tǒng)相結合的中介權力和社會組織消失， 國家與個人的距離越來越遠，個人徹底成為原子式的無所依歸的個體， 又回到了霍布斯所說的一盤散沙的狀況。但是，隨著貿易的發(fā)展， 這種新的社會行為方式必然會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方式的產生奠定基礎，最終是想一個新的社會次級群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涂爾干所要建立的新的社會刺激群體即是職業(yè)法人團體。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以及個人理性的發(fā)展， 個人不會一直處于一種完全利己主義的狀態(tài)下， 他們會關注超出個人特殊利益范圍的普遍利益， 因此“需要一種限制作用來迫使人們超越自身，在其物質本性上又加上了一種其他的本性” （本書 P27），最終形成一種共同道德。因此法人團體制度只要改變形式，使之能夠適應大工業(yè)發(fā)展的需要即可， 大工業(yè)使原本以自治形式出現(xiàn)的市場擴展到國家甚至是國際，那么法人團體的發(fā)展趨勢也是如此。 社會分工的產生是現(xiàn)代社會下財產權產生后的衍生物，這種觀點來自于洛克，它帶來的明顯的勞動效率的提高，對于有些學者提出的分工會造成社會的肢解和崩潰的這一擔憂， 涂爾干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即分工將社會的各個功能分離，但這些部分的功能是充分聯(lián)系的，它們不但不會分離，反而會傾向于形成一種平衡，和社會自我調節(jié)機制。而本書的目的，就是要充分證明這一觀點。 涂爾干的在接下來的三章內容中，以法律關系為主要研究對象， 分析了傳統(tǒng)社會的機械團結與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有機團結兩種團結模式。第二部分：確定功能的方法這里作者闡述了如何確定勞動分工的功能的方法的過程。文中明確的功能的定義是： “生命運動與有機體某種需要之間的關系” ，換做勞動分工的話， 勞動分工的功能就是其與社會機體的某種需要之間的關系。 功能是為了需要和作用對象而存在的， 而確定勞動分工的功能首先就因從發(fā)現(xiàn)其相關聯(lián)的需要入手， 但這種需要的尋找不能從觀念上的分析入手， 而應從客觀的事實入手，同時為了確定功能， 我們需要先嘗試在事實中去尋找列舉， 并通過這些假定的功能去進一步確定以何種方法確定它們。作者通過對人們友誼的建立和夫妻關系史的事實發(fā)現(xiàn)， 人們出于在彌補自己的缺陷完善自己的愿望下在不同人的差異性中相互吸引形成友誼， 同時不同人發(fā)揮個性作用，形成了小群體內的分工發(fā)揮作用， 由此作者發(fā)現(xiàn)了勞動分工使朋友間建立了聯(lián)合產生了團結感。 而在兩性的夫妻關系史中， 這種由于性別的分工越是明確夫妻婚姻關系也就越是穩(wěn)定， 兩性間在差異性下互相形成了穩(wěn)定的依賴關系，形成一種婚姻團結。 通過分析以上事實， 作者得出了分工為社會形成提供了重要可能，正是分工使每個人發(fā)揮其差異性的作用， 而分工又進一步使人們之間漸漸融合互相依賴產生一種團結感， 在這種社會團結感的作用下， 基于差異性的社會的形成才有了可能。接下來作者試著在更大的團體里探尋分工的作用， 之前探討的家庭、 朋友到現(xiàn)在較大的如民族這種較大的團體里分工會不會發(fā)揮相似或者更大的作用呢？整合社會機體和維護社會統(tǒng)一， 為此作者提出了社會凝聚性是主要或者完全依靠勞動分工維持的，社會構成的本質特性也由分工決定的觀點。關于如何驗證勞動分工是否具有產生社會團結的作用， 首先社會團結作為一種整體的道德現(xiàn)象很難直接測量， 不同群體基于不同特質會產生不同類型的社會團結，比如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勢的社會團結形態(tài)就會有所不同， 而法律作為社會團結外在事實的標志，就具有了間接測量社會團結的作用，作為一個因變量，比較不同的法律看出社會團結的不同， 再由此來比較是否這種不同是由于不同的勞動分工產生的， 而如何劃分不同類型的法律， 作者認為應該根據(jù)法律影響社會的方式，即法律的制裁來區(qū)分法律為壓制性與恢復性兩種類型。至此作者通過事實分析羅列出了勞動分工的所可能具有的功能， 在人與人層面上的社會團結的功能， 以及在較大團體中具有的整合社會機體、 維護社會統(tǒng)一的功能，并根據(jù)此確定了以比較不同類型的法律來確定勞動分工是否具有此類功能的方法。第三部分：機械團結在機械團結的論述中， 作者首介紹先介紹的是什么是 “集體意識” 和“刑罰”。人們生活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 “社會成員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總和，構成了他們自身明確的生活體系，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意識或共同意識” 。以這種集體意識為標準， 確定了大眾判決的刑法體系， 由于集體意識根植于腦海中， 具有固定不變性， 其刑法的設立也是正是這種集體意識的顯現(xiàn)， 雖然很簡陋， 但是已經被人們普遍理解和接受。 同時，對于社會并沒有產生巨大影響的事件， 如觸犯了宗教，對公共設施的危害等，也應該根植于心而成為刑法懲罰的范圍。就懲罰而言，原始時期的懲罰是有兩種，一種是對于內心燥熱情感的一種發(fā)泄，通常具有自發(fā)性，無目的性，無約束性 ,是一種被激怒了的本能，是一種個人的復仇行為， 例如血仇。 另一種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 以維護社會利益為本的懲罰，例如瀆神罪；現(xiàn)今，懲罰被宣判具備社會屬性 ,成立了法院這一社會組織，并且根據(jù)罪行的輕重來確定懲罰的強度， 于此同時， 還出現(xiàn)了羞辱這一懲罰方式，而這一方式的產生是自我情緒宣泄的產物。 這就可以看出， 這種行為并不是以自衛(wèi)為唯一標準， 同時也具備有報復性行為的情緒反應的特征， 而將這種情緒合理化的，是建構團體法院的產生， ，通過遵循一定的程序，完善壓制法。接下來，人與人間是如何避免差異性而建立“結合體”，實現(xiàn)所謂團結的呢？基于這種團結的懲罰又是如何詮釋犯罪的呢？當某種與我們截然相反的信念進入我們的內心時，我們有以下反映模式：第一種是“反抗”。我們會對這種使我們的忠誠信仰出現(xiàn)危機的入侵觀念進行懲罰和反抗。這種反抗可能是情感的反抗或付諸行動。 但對抗的信念不一定完全無法包容。這就產生了第二種方式包容。 包容的方式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對立雙方存在某種一般意義上的同情， 且同情心在力度上比對抗性要強， 那么雙方可相安無事， 怒氣消散；第二種情況是對抗雙方清楚對立的結果是兩敗俱傷， 所以放棄爭斗，安守本分，既然不能相互消滅，便相互容忍。 所以，當人們結成一個共同體，個體在面對其中共同的某種信念和感情時往往選擇包容貫通。 這種信念和感情會給我們帶來相當大的力量， 相反的意識總是相互消解和減損， 相同的意識總是相互融通，相互壯大，互相加強。 如果有人的觀念與我們的觀念正好相反，它帶給我們的意象就會化入我們的觀念， 這些意象堆積融匯， 轉化成為我們自身的活力， 新觀念形成， 比以前彼此分離的觀念更富活力。 這也就是集體情感情具有集體性、普遍性、永恒性的根源。 所以，當共同意識受到傷害，我們必須訴諸抵抗， 這種抵抗必須是集體的。 組織形式也許是組織化的壓制或分散的壓制，但二者并不對立，只在于程度的不同。盡管由于質和量過于分散，可能產生部分異質性， 但那些決定反抗的情感是非常確定的， 最終會非常一致， 相互融合，形成一種“結合體” ，以群體的形式取代個人，實現(xiàn)所謂的團結。而在一個社會中， 犯罪所觸犯的感情是最具集體性的， 他觸犯的力量太強大了，是我們隱隱約約感受到的外在并且凌駕于我們的神圣事物報仇。 這種神圣事物即宗教等超自然的存在。 所以，我們根本不可能容忍任何對立面的存在。 我們的反抗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基于共同情感的社會實施報復的， 使得我們更加義憤填膺的予以反擊， 顯然，單靠恢復原狀的方法絕對不夠， 這種恢復性制裁顯然無法滿足我們對神圣事物的敬畏， 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更加暴烈的滿足方式， 更高級的制裁，即用壓制法進行懲罰。 雖然也許某種意義上， 我們像是在為自己報仇，尋求滿足，因為被觸犯的情感是我們自己且獨有的東西。所以，這種基于所有成員共同意識的相似性團結是存在的。壓制法本質上展示了這種團結，也就懲罰犯罪作出了解釋。第四部分：有機團結首先，與有機團結相應的整體法律規(guī)范是恢復性法律。與壓制法不同的是，恢復法只是單純的“恢復原貌” ，即使其中包含有賠償損失的處罰，處罰本身也沒有刑罰的性質， 只是盡可能地恢復常態(tài)。 從運作方式上看， 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恢復法的機構設置也不斷趨向專業(yè)化。 從法律的內容上看， 表面上恢復法是單純調節(jié)個人利益的法律， 與社會無關。 但事實上，社會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介入這些事物。當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協(xié)定不足以改變他們之間的法律關系時， 社會就會為建立或修改這些關系提供基礎。 契約具有維系力量是社會賦予的， 社會性是法律的首要性質。 所以恢復法最終是通過利益調節(jié)將個人之間的關系恢復到正常狀態(tài)，從而保證社會的團結與穩(wěn)定。 通過這樣的方式， 恢復性制裁法規(guī)建立起“某些有限的卻相互發(fā)生聯(lián)系的特定社會要素之間的關系” ，而社會也通過一種間接的方式介入這種關系。 這種關系有時是消極的， 有時是積極的。 它的消極關系體現(xiàn)在與物權有關的規(guī)范上， 積極關系則表現(xiàn)出一種基本上從勞動分工產生出來的協(xié)作。消極的關系就是 所謂“物”的團結，就是指“物只能通過人作為中介將自己整合與社會， 而這種整合產生的團結則完全是消極的團結” （本書 78 頁，三聯(lián)書店 2000 年版），這種團結只是把物按照一定次序排列在個人意識周圍， 無法使個人產生共同的意識與目標， 也不能建立起人們之間積極的協(xié)作關系， 所以物的團結的結果就是個人仍舊是單獨的個體， 它沒有在人們之間形成積極的協(xié)作和 “共意”，對社會機體的統(tǒng)一性也沒有任何幫助。這種消極團結不僅僅存在于物與人的關系中，人與人通過物建立起關系從而產生的團結也是消極團結。 這種關系因為有了明確的界限而將人與人割裂了， 這恰恰與積極團結將人緊密聯(lián)系的目的背道而馳。但是消極團結是無法避免的， 物權伴隨著發(fā)展并且與其同消同漲， 積極團結的結果就是個人與社會的同步發(fā)展， 所以消極團結與積極團結密不可分， 即以積極團結為前提，又是積極團結的結果。在本章第三小節(jié)論述社會分工與有機團結的關系時，作者以契約法和家庭法為例從法律角度進行說明。以契約法為例，“契約實際上是協(xié)作的最高法律表現(xiàn)。 絕大多數(shù)的契約， 以及它的約束關系都是交互的，不管它是由相互約束確立的，還是由先前提供的服務關系確立的。當事人一方應當做的事， 或是以另一方要做的事為條件， 或是基于另一方業(yè)已提供的服務。這種交互關系只能在協(xié)作存在的地方才能產生，所以，沒有勞動分工的地方它也不會存在。實際上，協(xié)作就是相互分擔一項共同的任務。 ”（本書第 85 頁）可以說，社會分工是契約法生效的前提條件，并且，社會分工的程度越高，各項工作的專業(yè)化程度越高，契約雙方的依賴性就越強， 契約的互惠性與協(xié)作性也就越能得以體現(xiàn)。這一點在其他法律中也得以體現(xiàn)， 即使是被普遍認為通過依靠各成員的共同情感與信仰來維護的家庭。因為家庭法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以家庭內部不同功能為核心所產生的不同分工及關系問題， 也就是說，是家庭的勞動分工將家庭各成員團結在一起。家庭內部勞動分工不斷明確與專門化， 家庭各成員彼此依賴相互協(xié)作， 共同促進家庭的團結與發(fā)展。 因此，這種協(xié)作關系體現(xiàn)出來的團結， 其產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社會分工，這種團結就是有機團結。從本書第二章的論述中我們得知， 機械團結產生的社會關系是個人直接屬于社會，所以在機械團結中的個人必須具有相似性，也可以說，在機械團結中，個人即集體。然而，有機團結雖然以共同情感和信仰的社會為產生前提，但卻是以個人的差異為基礎。 在產生有機團結的社會關系中，個人與社會之間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而是通過依賴于構成社會的各個部分而依賴于社會。由于社會分工的細化程度的提高， 個人職業(yè)愈加專業(yè)化， 這就使得個人的特征愈加分明，個性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的發(fā)展。 因此，個人對于和他處在構成社會同一部分的其他人的依賴性就增加了， 個性的進一步發(fā)展建立在社會發(fā)展的基礎之上，也就需要個人充分發(fā)揮專業(yè)性的同時與他人相互合作，從而達到整個社會的進步。 在這種社會關系中，既有個人專業(yè)化程度的提高，也有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程度的加強，這種情況下個人和社會實際上是同步發(fā)展的，這種基于社會分工的團結就是有機團結。綜上所述，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共同的積極作用、 隨著社會分工程度提高有機團結主導。 所以，盡管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的方式不同， 但是他們產生了相同的積極效果。討論組成員：高曉蕾 、權春燕、楊依錦、李睿、楊玉賓 、謝肖容、呂梓萌